七  我比崔校长差什么？

 最近，我一直在想，我比崔校长差什么？

先说不差什么。

我觉得和崔校长比，我不差理想，我们都愿意为中国教育做一点自己能够做的事；我不差斗志，我们都勇于探索，并不惜作出一些必要的牺牲；我不差理论，作为教育哲学博士学位获得者，可能我在理论思考方面比崔校长还略胜一筹；不差师资，虽然在数量上说，我校还差老师，但就专业素质而言，我们学校老师的总体专业水平应该在杜郎口中学教师之上……

那么，我比崔校长差什么呢？

如果细想起来，我比崔校长差得的确很多。但最主要的，我想还是差实干精神和管理魄力。

先说“实干精神”。应该说，总的来说，我并不缺实干精神，到这学校后我花了大量时间蹲在课堂，并每天都和老师们谈心。但从今年八月开始，因为总理的批示，我一下子成了“新闻人物”，学校也成了“新闻学校”，无休止的采访，无休止的参观，让我整整三个月，只听了几节课！过去那种沉下心来研究课堂研究老师的状态不复存在。这和崔校长相比，真是惭愧！不过还好，十一月份开始，我专门在网上写了一篇《请勿打扰》，谢绝参观、采访和讲学邀请，于是，我又回到了课堂！现在我每天都坚持听两节课，并和老师交流。但是，比起崔校长的实干精神，我还要学习！

再说管理魄力。这是我最缺乏的。我一直信奉人文关怀，总爱站在老师的角度考虑问题，每每遇到要对人的处理，心就软了。从理论上讲，我也知道制度的重要性，学校也确实有不少制度。但一到关键时刻，我往往不能逗硬，于是，执行力便弱了下来。好多规章制度落不到实处。

看看崔校长吧！我曾读过一篇关于崔校长治校的报道，上面谈到崔其升就任杜郎口中学校长之后，深刻分析了学校的现状，认为首要任务当系治乱建制。治乱就必然要批评人、处理人，建制则必然要规范人、限制人。个别人受到批评与惩罚心存不满，违反规章制度受到处理由怨到恨，有人甚至砸碎了崔校长家的玻璃窗，更有人开始到教育局告状，罗列了崔校长“十大罪状”。于是，教育局纪检组派人来校调查所告问题的真伪。一年之间，连续数次调查。但成为“被告”的崔其升依然不改初衷，他说，宁愿让人“拉下马”，也不能中止学校的发展。有记者曾问及崔其升何以如此坚定不移地“坚持己见”，他说，如果是非不分，奖惩不明，就不可能建立长久而稳固的教育教学秩序；如果不讲原则地求和息事，所谓的稳定只能是表面的、短期的。而他所追求的是长久的稳定和本质意义上的和谐。原则与稳定并非背道而驰，制度与和谐也非“不相为谋”。真正注目学校发展的校长，不但要有改革意识，还要有责任意识、风险意识。个人荣辱并不重要，而学校发展才是根本之道。

对比之下，我简直惭愧得很！我缺乏的正是这种敢作敢为的魄力和不计个人荣辱的胆略！其实，比起当初的杜郎口中学，我们武侯实验中学的秩序是很好的，绝大多数老师都有着很高的职业素质和敬业精神，但毋庸讳言，学校依然有个别老师很难说是称职。但对这个别不称职甚至违反纪律的老师，我最多找这位老师谈谈心，而没有作任何处理，于是个别老师一犯再犯同样的错误。但现在看来，与其说是个别老师错了，不如说是我错了！我错在没有严格按学校已有的规章制度办事！为了个别老师的“面子”，我却不惜牺牲了学校的面子！

还有教学管理。崔校长能够强行推进“10＋35”，其管理魄力也可见一斑。我说是“强行”一点不假，最开始的时候，他一一监督老师们的讲是否超过了规定时间，如果超过了便要处理。我不说是“10＋35”的课堂模式就有多么好，而是说在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崔校长魄力。他最后的成功也在于此（当然，不仅仅在于此）。可我呢？规定了不少，但执行力如何？对于一些教学要求，我从来没有兑现过有关制度，对于没有完成任务的老师，我也没有作过任何处理，我总是想“慢慢来，慢慢来”。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我和崔校长的差距，如果我不改正，更可以预见我校改革的结果。

那天和两位老师聊天，老师说：“现在我们学校其实每一个人都希望变！”是的，我知道学校每一个老师都对现状不满，都希望变，只是几乎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都有着难以克服的惯性甚至惰性。而要克服这种惯性和惰性，只能靠强有力的制度和在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基础之上的更强有力的管理！我相信，大家会理解的。因为学校的发展，是每一个老师的根本利益所在！

学习杜郎口，从每一个老师做起；而要求老师改变自己，首先我就得改变我自己！